格里尔逊：给纪录片下定义的人

纵观进入公众视野的话题性电视纪录片，无论是前些年的《故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还是近期的《辉煌中国》、《风味人间》，“画面+解说词”的外在形式，几乎代表了我国主流纪录片的结构方式，这种方式，被学界称为“格里尔逊”模式。

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运动

1898年，约翰·格里尔逊出生于苏格兰丁斯城，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学校的校长。格里尔逊的父亲认为电影具有启蒙和教育功能，不顾当时把电影看成恶魔所为的白色魔幻、有罪娱乐等反对声，把电影引入了学校，这直接影响了小格里尔逊。中学毕业后格里尔逊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哲学系，1925年，格里尔逊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研究传播工具对舆论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接触了社会学家李普曼及其理论，并经常给美国周刊投稿，写一些关于教育问题和公共信息方面的文章。

1926年，格里尔逊看了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作品《摩阿纳》之后，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文章。文中首次使用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并对它作了这样的解释: 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纪录片才逐渐确立自己的美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1927年，回到英国的格里尔逊成为帝国商品推销局的官员，他筹划拍摄了记录英国渔民捕捞鲱鱼全过程的影片——《漂网渔船》。1929年，《漂网渔船》作为《战舰波将金号》的片前加片进行放映。影片优美的摄影、交响乐般的结构体现出了格里尔逊在宣传与艺术之间找到的平衡。《锡兰之歌》、《夜邮》、《住房问题》等纪录片史上的著名影片都是这场运动的产物。

在这个时期，格里尔逊还对纪录电影的发行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利用各种途径获得社会机构的赞助，保证了纪录片制作的经济基础；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向公众放映这些影片，还通过学校和教育机构建立起非影院的纪录片发行放映机制。

在《纪录电影理念》（The Documentary Idea）一文中，格里尔逊称纪录电影运动是“非美学意义的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它碰巧是一种最便于利用的和最令人兴奋的媒介手段。从另一方面来讲，它是一种新的理念，用于公众教育的理念：它的根本观念就是表现处在剧烈变化时期的世界，因为这种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纪录电影）对这种剧烈变化的本质形成一种公众意识”。

国人对格里尔逊的引进与误读

中国人开始对格里尔逊的了解，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946 年，在南京创办的《电影与播音月刊》6卷7、8期，刊登文章《教育电影在英国》介绍了英国纪录片运动“1929年在英国电影界异军突起，葛锐逊先生 Mr. John Grierson 发明了举世闻名的纪实影片……改革了以往的作风。这是英国电影运动的一个转机，葛锐逊先生继续的实验与工作并为皇家贸易署摄制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影片”。1946 年 2 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及华西大学文学院举办《教育电影公开系统演讲》十次，由当时中国教育电影的领军人物孙明经主讲。其第八讲《纪实影片运动》就是关于英国进行的格里尔逊纪实电影，配合演讲上映的影片即为《夜邮》（Night Mail），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格里尔逊模式，这一术语在中国频频出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格里尔逊模式与“形象化政论”在当时都被等同和简化为画面加解说，都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使得格里尔逊模式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误认的反叛对象并作为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被否定，那时候以长镜头、同期声为特征的纪实美学开始流行，被简化为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成为过时理论被抛弃，“形象化政论”垄断中国纪录片的主流形态多年，却模糊了人们对格里尔逊模式的认识。

在张同道《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一文中，对通常意义上的格里尔逊模式做了辩护“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却被忽略了：格里尔逊模式电影的解说来自于对画面的提炼与补充，承担叙事与抒情功能，画面与解说相辅相成；形象化政论电影的解说优先于画面，发展到极端状态便是文字统摄画面。”

纪录片既可以是改造社会的锤子,更应该是观照现实的镜子。

参考文献：

吕新雨.熟悉的陌生人——格里尔逊在中国.电影艺术,2013

张同道,刘兰.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电影艺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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